《遼代石刻所見遼朝史事研究》張國慶 著 遼寧教育出版社

　　日前，45萬字的國家出版基金項目《遼代石刻所見遼朝史事研究》一書，由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在學術界，凡治遼史者均知，研究遼朝歷史的最大困難是文獻史料嚴重不足。在中國歷史上，遼代算是歷時較長的王朝，對于開發建設中國北方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當時的文化相對發達，著述頻出，但由于遼時書禁甚嚴，很多文字沒有流傳下來，致使今日我們無法見到知或不知的當時著作。到元朝末年，因經歷戰爭，朝代更替，百姓流離失所，使留下來的歷史檔案和圖書文獻在刀兵四起、社會動蕩中遭受嚴重損失，資料殘缺不全，所成《遼史》不僅篇幅短小、文字量少，而且錯訛之處頗多。這是后世治遼史者多年來沒有進展的瓶頸。這種情況持續了很久，直到近代考古學興起才略有改觀。

　　近世以來，考古發現陸續有較多數量的遼代石刻出土。遼代石刻文字為當朝人所撰所刻，如果剔除其中某些溢美之詞，大都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利用出土遼代石刻文字，結合現有不多的文獻史料，再結合考古發現的其他文物資料，就能較為全面、系統地研究遼朝史事，由此既可解決因文獻史料不足而造成的研究困難，也可較大程度地拓展遼史研究空間。據筆者所知，《遼代石刻所見遼朝史事研究》作者張國慶教授知難而進，十年如一日，篳路藍縷，恰當利用出土遼代石刻文字資料，深入遼史研究中的多個方面，精煉提純，恰切詮釋，補充《遼史》之不足，揭示和破解了多個研究謎團。

　　《遼代石刻所見遼朝史事研究》共6章22節。作者利用遼代石刻文字資料，輔以傳世文獻史料和考古文物資料，重點探討了遼朝軍政外交史事、工商貿易史事、職官制度史事、社會習俗史事、歷史地理史事及石刻所見遼人墓志等諸多問題。

　　遼朝很多史事為傳世正史文獻所遺漏不載，即使載之者，也有不少錯訛混雜其間。遼史學者研究遼朝歷史問題，與小說家寫作完全不同，不能憑空編造，若無一定真實史料加以支撐，就無法擬題探討。這也是造成一直以來遼史研究不溫不火的主要原因。自20世紀中期以來，隨著遼墓及遼代城址等遺存被陸續發現，考古工作不斷開展與持續深入，一件件珍貴的遼代石刻文字資料得以面世。與此同時，相關學者陸續將散見的遼代石刻文字拓錄點校，整理出版，大大方便了人們利用石刻文字資料進行遼朝歷史的研究工作，張國慶教授就是其中一員。

　　筆者翻閱《遼代石刻所見遼朝史事研究》發現，作者利用石刻文字資料透露出的蛛絲馬跡，鉤沉爬梳，補正了《遼史》記載的一些紕漏。譬如，《遼史》所記遼朝的工商貿易史事頗為簡陋，有遼一代的經濟史事體現在《食貨志》中，但不過寥寥幾千字。于是，作者便檢索遼代石刻文字所載，比較系統地勾勒出了遼朝手工業門類及生產場所、手工業工匠種類及管理者名稱等信息，分門別類，系統翔實，有效補充了《遼史》記載的缺漏。

　　元末史官所修《遼史》十分潦草，究其原因，是由于史料殘缺，無法補全，其謬誤錯訛頗為后世史家所詬病。由于《遼史》記載存在錯謬，不少遼朝史事便被以訛傳訛，致使今人的研究成果中存在一些錯誤觀點。為此，《遼代石刻所見遼朝史事研究》作者在書中利用石刻文字資料，比勘文獻所記，進行了一些糾謬正誤性質的研究。

　　在《遼代石刻所見遼朝史事研究》一書中，不少篇章都是作者在鉤沉出土遼代石刻文字資料時，心中閃現某一“問題”后，自行擬定全新的研究題目，為初研和首發。盡管多是一些微觀細論，但其學術價值不可小覷。譬如，遼朝官員職階的不次遷轉、遼朝的捺缽隨駕官、遼朝的賜婚現象、遼朝的邊鋪，等等，均屬此類。此外，全書最后一章所論史學視閾下的遼人墓志之用典、遼人墓志文中的家族認知、遼人墓志銘撰述相關問題蠡探等，多涉及遼代墓志義例等問題，亦屬當下遼史學人涉獵不多的研究領域。盡管其所論可能存在某些不足，但仍值得遼史學界予以進一步關注。

　　總而言之，《遼代石刻所見遼朝史事研究》一書作者張國慶利用出土石刻文字資料，結合傳世文獻史料及考古文物資料，對遼朝史事進行了多方面的探討，尤其是依據出土遼代石刻文字新資料，擬定了一些新的探討題目，提出了一些新的學術觀點，打破了遼史學界此前僅僅依靠少量傳世歷史文獻進行遼朝史事研究的局限，在某些方面填補了遼史研究之空白。

　　（作者：馮永謙，系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