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業是最基本的民生,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事關經濟社會健康發展,事關國家長治久安。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對“完善就業優先政策”作出重要部署。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強化重大政策、重大項目、重大生產力布局對就業影響的評估,推動財政、貨幣、投資、消費、產業、區域等政策與就業政策協調聯動、同向發力,構建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這一重要論述指明了在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過程中,就業優先的目標原則在新發展方式中的地位,對實現高質量充分就業具有重大指導意義。
一、踐行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就業是民生之本,是勞動者增加收入、融入社會、實現價值的基本途徑,也是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的基礎保證。實現充分就業的根本意義在于讓絕大多數具有勞動能力和工作意愿的勞動者獲得就業機會。通過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不斷擴大就業機會,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重要體現。對于一個擁有十四億多人口的大國而言,充分就業是解決民生問題最基礎,也是最有效的手段。這一特點與我國的國情緊密關聯,與我國的發展階段也息息相關。
在我國巨大的人口規模中,勞動年齡人口一直占據人口的主體,巨大的勞動年齡人口規模也決定了必然要采用就業友好型的發展方式。雖然由于快速的人口轉變,我國人口的年齡結構正在發生巨大變化,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不斷下降,但以少兒人口、勞動年齡人口、老齡人口分組,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仍然最高。2023年我國 16至 59歲組人口的數量為 8.65 億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為 61.3%,可見,遵循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推動高質量充分就業,具有最直接的人民性,是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最直接體現。
勞動收入是居民收入最主要的來源,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最重要的依靠。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大多數居民都需要通過在勞動力市場上就業獲取收入。2023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 39218 元,其中 56.2% 來自工資性收入,16.7% 來自經營性收入,勞動報酬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達到 72.9%。更重要的是,勞動報酬作為初次分配的重要方式在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提高勞動報酬是按勞分配原則的集中體現。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的載體是充分就業,使用的政策工具是積極的就業政策,也需要依托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
在不同歷史階段,擴大就業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就業機會也迅猛增長,成為各個群體實現對美好生活追求的有效路徑。改革開放初期,通過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就業崗位不斷增長,為數以億計的普通勞動者提供了就業機會,也使我國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勞動力市場。黨的十八大以來,不斷強化經濟發展的就業優先導向,推動就業機會不斷擴大,城鎮就業規模從2012 年的 37287 萬人增長到 2023 年的 47032 萬人,增長了 26%。就業質量明顯提升。
黨中央牢牢把握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根據不同發展階段所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確定就業工作目標,從黨的十八大提出“就業更加充分”和“推動實現更高質量的就業”,黨的十九大提出“推動實現更高質量和更充分就業”,到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就業優先政策”,就業工作目標不斷迭代升級,為不同時期就業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引和根本遵循。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是新時代新征程就業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是更高層次、更高水平上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手段。在勞動力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就業從農業向非農業、從農村向城鎮的結構轉換接近尾聲的情況下,高質量就業和充分就業成為新時代就業發展的兩個并行的目標。高質量充分就業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需要通過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來實現。
二、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要落實就業優先目標原則
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有兩個并行的要素,即發展方式必須是就業友好型的發展,而且,就業友好型的政策舉措和發展戰略能夠成為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構建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是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把發展作為解決就業問題的基礎和前提,立足于推動經濟增長廣開就業門路,壯大市場主體、培育新動能增加就業。與此同時,把促進就業作為推動實現高質量發展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
構建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既是對以往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成功經驗的總結,也是在新時代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內容,是發展水平和發展質量的升華。從就業和發展的關系看,人們往往關注的是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就業機會的增長。誠然,就業需求歸根結底來自經濟社會發展創造的就業機會,但任何一個經濟體要取得持久的經濟發展,必須充分利用人力資源,把高質量充分就業作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手段。我國以往發展的成功經驗充分證明了二者不僅可以實現協同,而且是推動發展的有效路徑。
擴大就業不僅是改善民生的基本手段,也是推動發展的重要動力。尤其是在城鎮化之初,大量的勞動力聚集在農業和農村,形成農村剩余勞動力。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存在使得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下,既不利于合理有效地開發人力資源,也不利于農業和農村的發展。通過消除城鄉就業的各種政策壁壘,鼓勵勞動力跨城鄉、跨地區、跨行業流動,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由生產率較低的農業部門向生產率更高的非農部門流動并就業。擴大就業和勞動力流動起到了重新配置勞動力資源的效果,勞動的邊際生產率因此提高,經濟效率得以改善,并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來源。據測算,在改革開放后的 30 余年時間里,我國經濟增長有 20% 以上可以歸因于勞動力再配置帶來的效率改善,擴大就業實實在在地推動了經濟增長。可見,通過就業友好型政策來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是我們長期秉持的發展方式,要認真總結以往的寶貴經驗,在實踐中不斷深化對新時代就業規律的認識,并在新發展階段長期堅持并不斷豐富發展。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構建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對于促進高質量發展更加重要。貫徹新發展理念,需要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即由以往依靠生產要素積累推動經濟增長,逐步轉向更多依靠全要素生產率推動經濟增長。雖然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發生了轉變,但新的發展方式與就業友好型的發展也是相互兼容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需要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經濟增長,而新質生產力的核心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大幅提升。從全要素生產率的來源看,無非有兩種源泉,其一,提升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其二,通過創新獲取更高的技術效率。在我國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第一種來源發揮了積極作用,今后則更多依靠第二類來源。在創新活動中,最具主體性和能動性的是“人”的因素,而且創新活動以高質量就業為載體。因此,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與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仍然是相輔相成的。
構建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的基礎是落實好就業優先的原則。在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各項工作中,促進就業歷來就受到高度重視,但把促進就業置于各項工作中的優先地位,則是一個認識逐漸深化的過程。21世紀初,面對當時受外部經濟波動影響出現的大規模下崗失業現象,以積極就業政策為導向,開始實施一系列促進就業的政策,到 2002 年我國積極就業政策體系的基本框架初步確立,并在隨后幾年的實踐中不斷延續、豐富和擴展。2008 年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勞動力市場的負面沖擊,形成了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就業政策與宏觀經濟政策之間的配合也更加緊密。黨的十八大以來,積極就業政策的工具箱更加豐富完善,有效應對各種復雜情況的能力更強,在保就業、穩就業、促就業過程中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突出。從應對歷次沖擊的經驗看,只有通過強化就業優先導向,才能推動實現發展經濟與擴大就業同步、經濟轉型與就業轉型同步、高質量發展與高質量充分就業同步,確保就業工作行穩致遠。
三、構建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需要各項政策協同同向發力
構建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的關鍵在于正確處理各個類型的發展目標之間的相互關系,加強各類政策的相互協同同向發力。從短期看,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需要突出就業目標在短期宏觀調控中的地位,充分運用各種需求管理工具,把治理周期性失業,維持充分就業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瞄準目標。從長期看,構建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則需要更加注重長期發展目標和就業目標的協同同向發力,在重大發展戰略的制定、規劃和實施中將就業目標納入統籌范圍。具體來說,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構建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要健全高質量充分就業促進機制,完善就業公共服務體系。要把就業增長、失業控制作為宏觀調控的主要瞄準目標,以及中長期經濟發展目標的重要參考依據,不斷完善就業與其他政策體系關聯的治理框架。目前,我國的就業統計體系存在尚需完善的地方,把充分就業作為短期需求管理的目標,還需要更多的信息支持。要不斷完善就業統計體系和勞動力市場信息采集的制度,及時、全面、準確地跟蹤勞動力市場形勢變化,并落實主要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工具與就業目標掛鉤的機制。
構建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還體現在制定重大規劃、確定重大項目、布局重大生產力時,應事先開展就業評估,盡可能避免出現就業的損失。在制定重要的產業政策時,也要把擴大就業作為重要的維度加以考量。在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產業結構的劇烈變動。一般而言,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既會涌現新職業、新崗位,也不可避免地導致傳統就業崗位的消亡。要統籌好創造性破壞與勞動力市場穩定的相互關系,堅持“先立后破”的原則,預判好新興產業與傳統產業之間、技術密集型與勞動密集型產業之間的轉換對就業可能造成的沖擊。要盡可能地通過新產業的擴容提質、新動能的不斷培育,最大限度地發揮出新產業的就業創造功能,減輕產業結構轉換對勞動力市場的沖擊。特別是在調整產業政策時,既要在前期將就業影響作為重要的指標加以考量,也要在中后期制定就業風險應對預案,做好對勞動者的保護。
構建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要統籌城鄉就業政策體系,理順就業友好型發展的體制機制。首先要平衡好市場和政府在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中的相互作用。只有充分發揮市場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才能最有效地創造就業崗位,最大限度地擴大就業,最積極地提升就業質量。與此同時,也需要明確政府部門在促進就業過程中的重要職責,構建并不斷完善部門協同、上下聯動的就業工作體系。在政府的角色中,處理好積極就業政策與就業公共服務的關系非常重要,積極就業政策的目標是促進盡可能多的群體獲得高質量的就業崗位,而就業公共服務則是發揮“?;尽钡墓δ?,將“機會均等”與“弱有所扶”相結合,全面穩就業、防失業、促就業。構建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還需要協調好區域之間的關系。我國地域遼闊,區域間的資源稟賦差異和發展差異較大,可以充分發揮各地的比較優勢,產生出就業創造的協同效應。例如,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產業的區域轉移不可避免,但考慮到我國區域發展的梯次性,完全可以創新出新的產業轉移模式。通過實施就業友好型的發展計劃,滿足不同地區、不同人群多層次就業需求,使就業友好型發展覆蓋更廣大的地區和人群。
構建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還需要關注發展中遇到的新情況,以就業友好的思維解決新問題。當前,新技術革命風起云涌,以工業自動化、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術進步為代表的變革對就業產生沖擊性影響。新技術革命是人類文明進步不可逆轉的趨勢,利用好新技術革命可以使之成為提升勞動生產率的有力工具,對于提升新質生產力、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具有重要意義。與此同時,也應努力化解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發展可能造成的就業損失。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新估計,全球約 40% 的工作崗位將受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爆炸式發展的沖擊。相比較而言,人工智能對發達國家勞動力市場的影響較之新興國家更甚,有 60% 的工作崗位將受到沖擊。
新技術革命對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已經產生。我國數字經濟的跨越式發展,使得依托網絡平臺等就業方式成為就業的重要形態。新就業形態勞動關系、就業崗位、工作時間、工資收入等方面都“不確定”,游離在以傳統勞動關系為基礎、單位關聯型的現行職工社會保險制度之外,需要加快補齊短板。從短期看,我國的就業結構中受到人工智能技術沖擊的職業和崗位占比還不高,但人工智能技術的爆炸式發展,以及外圍市場的溢出效應,必將對我國的就業穩定造成一定的沖擊,需要積極做好政策準備。要秉承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通過社會安全網給予結構調整中損失就業機會的勞動者及時的保護。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責任編輯:孫 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