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5日至13日，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召開，毛澤東在會上作報告。圖為當時的會議現場。
1949年3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圖為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會址
1949年3月25日《人民日報》關于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報道中指出：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是奪取全國革命的勝利只是工作的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全會號召全黨同志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和艱苦奮斗的作風，以便在打倒反革命勢力之后，用更大的努力來建設一個新中國。
今年，是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召開70周年。
70年前，毛澤東同志在全會上鄭重提出“兩個務必”思想，這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巨輪行穩致遠，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反復提到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這一重要思想，強調全黨要牢記“兩個務必”，指出：“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向全黨鄭重提出‘兩個務必’，是經過了深入思考的。這里面，包含著對我國幾千年歷史上治亂規律的深刻借鑒，包含著對我們黨艱苦奮斗歷程的深刻總結，包含著對勝利了的政黨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對即將誕生的人民政權實現長治久安的深刻憂思，也包含著對我們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深刻認識，思想意義和歷史意義十分深遠。”習近平總書記的這段評價，精辟全面，為我們在新形勢下深刻領會“兩個務必”提供了思想指引。
今天，我們迎來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但也處在一個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時候，面對愈進愈難、愈進愈險而又不進則退、非進不可的新形勢，重溫“兩個務必”，對于全黨始終牢記“兩個務必”，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在民族復興的新征程中，闖關奪隘、破浪前行，很有意義。
一、“兩個務必”的提出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博大胸懷和高遠境界
1948年3月，在結束轉戰陜北到達山西臨縣后，毛澤東曾對中國局勢作出判斷：同蔣介石的這場戰爭可能要打60個月，60個月者，5年也。這60個月又分成兩個30個月，前30個月是我們“上坡”、“到頂”，也就是說戰爭打到了我們占優勢；后30個月叫作“傳檄而定”，那時候我們是“下坡”，有的時候根本不用打仗，喊一聲敵人就投降了。同年9月，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提出，從1946年7月起大約5年左右時間內，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的反動統治。
時局發展的迅猛出乎所有人的預料。解放戰爭的進程比毛澤東的預想還要快。一年后的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召開時，中國革命已經到了“傳檄而定”的關頭。一年時間里，軍事方面，人民解放軍先后發動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國民黨賴以維持其反動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基本被摧毀；政治方面，中共中央提出的召集新政治協商會議的號召，得到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響應和支持，蔣介石集團已經是四面楚歌；經濟方面，國民黨政府用政治手段強制推行金圓券改革遭受失敗，在厲行暴力限價的經濟中心上海，從1948年8月底到1949年4月底，物價指數竟上升135742倍。此時的形勢正如毛澤東所說：“中國人民將要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獲得最后勝利，這一點，現在甚至我們的敵人也不懷疑了。”這是形勢有利的一面。
與此同時，不利和困難的因素大量存在。一是即將誕生的人民政權面對國民黨留下的千瘡百孔的爛攤子，面對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和軍事包圍，面對反革命分子的暗中破壞，“殘余的敵人尚待我們掃滅。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二是從國際環境看，新中國將面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華勢力的敵視和包圍，以及經濟封鎖和武裝威脅。這是形勢嚴峻的一面。而最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擔憂的是，中國共產黨進城執掌全國政權后會不會腐化，能不能經受執政考驗、鞏固國家政權。在解放戰爭后期的城市接管中，確實也出現過一些令人憂心的混亂現象。例如，1948年12月《中共中央關于城市公共房產問題的決定》開篇指出：在解放城市過程中，“許多機關團體和部隊，在城市中占領與爭奪公共房屋和家具，或一個小機關占據極大極多的房屋，任意糟蹋毀壞，不負任何責任；許多干部擅自在城市的公共房屋中設立私人的公館，取用家具，或以家具贈人，搬入鄉村”，等等。正如毛澤東所說：“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
面對新的形勢，帶著籌建新中國的歷史任務，經過充分準備，1949年3月5日至13日，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全會清醒準確地判斷革命即將取得勝利的形勢，著重討論了黨的工作重心的戰略轉移即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的問題，規劃了新中國的美好藍圖。
與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一起載入史冊、成為黨最可寶貴精神財富的，還有毛澤東提出的“兩個務必”。他在全會的報告中深刻指出：“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后頭。在過了幾十年之后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為此，毛澤東提出：“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時隔70年，再次學習毛澤東的報告，閱讀這富含哲理的文字，中國共產黨的理想之崇高、精神之偉大、氣勢之磅礴、作風之優良仍躍然紙上，令人怦然心動、心潮澎湃。這的確是一個成熟的黨、一個勝利在望的黨、一個任何力量都戰勝不了的黨特有的胸懷和境界！
二、“兩個務必”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實踐基礎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兩個務必”，既有鮮明的現實指向，體現出毛澤東對即將勝利了的中國共產黨前途命運的高度憂思，又有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反映出毛澤東對歷史經驗教訓的敏銳洞察和對黨的性質宗旨的深刻認識。
毛澤東非常注重學習研究中國歷史，特別注意從中國歷史上的興衰治亂中汲取保持馬克思主義政黨謙虛謹慎、艱苦奮斗本色的歷史智慧。早在延安時期，他就把“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作為黨的一項重要任務，提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慶發表《甲申三百年祭》，敘述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以后，若干首領腐化并發生宗派斗爭，以致陷于失敗的過程。毛澤東很看重這篇歷史論著，1944年11月，他在給郭沫若的回信中表示：“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1945年7月，毛澤東和黃炎培在延安的“窯洞對”，提出通過民主之路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支配，更是體現出他對如何避免歷朝歷代“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榮取辱”等問題的深刻思考。在中國共產黨即將執掌全國政權的關鍵時刻，毛澤東鮮明提出“兩個務必”，是“窯洞對”思考的繼續和發展，在民主之路外，又找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勇于自我革命這條新路來跳出歷史周期率。
在學習研究中國歷史的同時，毛澤東一貫重視黨成立以來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的總結。他發現，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他在1944年4月12日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和5月20日中央黨校第一部對于黨的歷史問題的討論所作的講演中，逐一舉出了這幾次“大的驕傲”：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時北伐軍到了武漢，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忘記了國民黨將要襲擊我們，結果犯了陳獨秀路線的錯誤，使這次革命走向失敗。第二次是在1930年，紅軍利用蔣馮閻大戰的條件，打了一些勝仗，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結果犯了李立三路線的錯誤，也使革命力量遭到損失。第三次是在1931年，紅軍打破了第三次“圍剿”，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結果犯了更嚴重的路線錯誤，使歷經千辛萬苦聚集起來的革命力量損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1938年，抗戰起來了，統一戰線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結果犯了和陳獨秀路線有些相似的錯誤。毛澤東強調：“全黨同志對于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同時，毛澤東還一貫倡導共產黨人應該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早在蘇區時期，他就提出“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1938年4月，他在陜北公學第二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指出：“共產黨也有他的作風，就是：艱苦奮斗！這是每一個共產黨員，每一個革命家的作風。”他還把艱苦奮斗與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結合起來，認為“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是與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不能脫離的，沒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發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沒有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也就不能執行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可以看出，“兩個務必”的提出不是隨意與偶然的，而是毛澤東深刻洞察與總結黨的歷史的結果。
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夜，毛澤東無比欣喜和興奮，也十分清醒和憂慮。他思考最多的問題是：中國共產黨如何經受住從革命到建設、從奪取政權到執掌政權這樣一個全新的考驗？中國共產黨如何才能永不變色、新生的人民政權如何才能長治久安？在他看來，最根本的一點要看中國共產黨人能否始終保持強烈的宗旨意識和博大的為民情懷，這恰恰是“兩個務必”提出的初衷。毛澤東深知，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中國革命最終取得全國勝利，靠的是人民群眾的信賴和支持，未來中國建設要成功，同樣離不開人民群眾的信賴和支持。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強調：“二十四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凡屬正確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眾要求相適合，都是聯系群眾的；凡屬錯誤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眾要求不相適合，都是脫離群眾的。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命令主義、尾巴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驕傲自大的工作態度等項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這類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為它們脫離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所系、宗旨所在，也是“兩個務必”的價值依歸。謙虛則不驕，謹慎則不躁，驕與躁都是革命工作的大敵。在毛澤東看來，如果丟掉了艱苦奮斗，“如果國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軍和我們的黨腐化下去，無產階級不能掌握住這個國家政權，那還是有問題的。”“兩個務必”是黨的性質和宗旨的本質反映和必然要求。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只有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才能真正踐行“兩個務必”；只有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只有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才能始終同人民密切聯系在一起，才能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兩個務必”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傳家寶
創業難，守業更難。奪取政權不易，鞏固政權更不易。能否一以貫之堅持“兩個務必”，是中國共產黨能否贏得長期執政這場嚴峻考驗的關鍵。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多次要求全體黨員和領導干部要堅持“兩個務必”，他不僅是“兩個務必”的提出者、倡導者，也是“兩個務必”的堅守者、踐行者。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三反”運動中，他堅決要求嚴懲劉青山、張子善。面對別人的求情，他說：“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二十個，二百個，二千個，二萬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 1956年9月，黨的八大召開，標志著黨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的開始。在八大開幕詞中，毛澤東提出：“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他給全黨講述“酸菜里面出政治”的故事，強調“艱苦奮斗是我們的政治本色”。到“文化大革命”爆發前，10年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在探索中曲折前行，取得了無可否認的巨大成就，使中國的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尤為可貴的是，10年間，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我國各族人民頂住外來的種種壓力，意氣風發，投身于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建設，涌現出一大批勞動英雄和時代楷模，包括以王進喜為代表的“寧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大慶石油工人；心中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自己，“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的優秀縣委書記焦裕祿；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甘當螺絲釘”，勇于奉獻、樂于助人的沈陽軍區某部運輸連班長雷鋒，等等。他們展現出的艱苦奮斗、奮發圖強的創業精神，將銘記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史冊上，彌足珍貴，永不過時。毛澤東在倡導全體黨員和各級干部必須堅持勤儉建國方針的同時，還嚴格要求自己的親友。他時常收到家鄉親友的一些來信，有的是要求安排工作的，有的是要求到北京學習的，他都一概婉言回絕。毛澤東夫人楊開慧之兄楊開智寫信要求到北京工作，毛澤東復信說：“希望你在湘聽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來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規矩辦理，不要使政府為難。”毛澤東本人也始終過著簡樸的生活，從不搞特殊化。一件白色長睡衣穿了20年，里里外外打了73個補丁。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我們黨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在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始終踐行“兩個務必”，自覺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鄧小平同志反復提醒全黨：“中國搞四個現代化，要老老實實地艱苦創業”，“我們還要夾著尾巴做人，要很謹慎，并且要艱苦奮斗”。1984年8月，鄧小平親自為西柏坡紀念館題寫館名。1989年3月，他深刻反思說，10年來“最大的失誤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在經濟得到可喜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況下，沒有告訴人民，包括共產黨員在內，應該保持艱苦奮斗的傳統。堅持這個傳統，才能抗住腐敗現象”。6月9日，他進一步指出：“艱苦奮斗是我們的傳統，艱苦樸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緊，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們的國家越發展，越要抓艱苦創業。” 1991年9月，江澤民同志來到西柏坡。他在考察中動情地說：我到西柏坡來，最感動的就是，我來到了毛主席當年提出警惕“糖衣炮彈”的地方。多年來，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們搞和平演變，關鍵是我們自己不要演變自己，關鍵是自己！只要我們牢記毛主席的“兩個務必”，我們就能永遠立于不敗之地。他作了這樣的題詞：“牢記‘兩個務必’，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2002年12月，黨的十六大閉幕不久，胡錦濤同志帶領中央書記處成員專程冒雪到西柏坡學習考察，重溫“兩個務必”，告誡全黨：艱苦奮斗既是我們必須大力弘揚的工作作風，又是我們必須大力弘揚的思想作風，是共產黨人應有的政治品質。他要求領導干部以身作則，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真正為人民掌好權、用好權，做到夙興夜寐、勤奮工作。在這里，他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今天“是這場考試的繼續”。
2013年7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西柏坡。他說：“西柏坡我來過多次，每次都懷著崇敬之心來，帶著許多思考走。”他表示：“每次來西柏坡，我想得最多的是，毛澤東同志當年提出‘兩個務必’，主要基于哪些考慮？我們學的還有沒有不深不透的？‘兩個務必’耳熟能詳，但在當前形勢下我們能不能深刻領會‘兩個務必’，使之更好指導當前黨的建設？今天如何結合新的形勢弘揚？”一連串的問題，反映了習近平總書記的深刻思考。同年的12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再次提到“兩個務必”，強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在黨。今天，我們正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全黨要牢記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我們決不當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記‘兩個務必’，牢記‘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古訓，著力解決好‘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性課題”。2018年12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又引用了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提出“兩個務必”前后的兩大整段話。2019年3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他所在的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又強調：過去我們黨靠艱苦奮斗、勤儉節約不斷成就偉業，現在我們仍然要用這樣的思想來指導工作。艱苦奮斗、勤儉節約，不僅是我們一路走來、發展壯大的重要保證，也是我們繼往開來、再創輝煌的重要保證。這些充分說明“兩個務必”在習近平總書記心中沉甸甸的分量，說明“兩個務必”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中的重大作用。
70年來，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從革命到執政，從建設到改革，從開啟新時期到跨入新世紀，從站上新起點到進入新時代，堅守“兩個務必”，踐行“兩個務必”，不斷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鮮明體現了繼承與創新的高度統一，使“兩個務必”成為我們黨推動革命建設改革的傳家寶。
四、新時代要大力弘揚“兩個務必”
經過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近100年的不懈奮斗，經過中華人民共和國70年的風雨前行，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春華秋實，中國的面貌、中華民族的面貌、中國人民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迎來了從創立、發展到完善的偉大飛躍，中國人民迎來了從溫飽不足到小康富裕的偉大飛躍，中華民族正以嶄新姿態屹立于世界的東方。同時，前進道路上仍然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攔路虎”、“絆腳石”。國際局勢風云變幻，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面臨深刻變化。我們黨領導人民在新時代進行偉大社會革命，涵蓋領域的廣泛性、觸及利益格局調整的深刻性、涉及矛盾和問題的尖銳性、突破體制機制障礙的艱巨性、進行偉大斗爭形勢的復雜性，都是前所未有的。黨的偉大自我革命取得了顯著成效，但還遠未到大功告成的時候。黨面臨的長期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具有長期性和復雜性，黨面臨的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具有尖銳性和嚴峻性。在民族復興的關鍵時期，還必須有效防范化解政治、意識形態、經濟、科技、社會、外部環境、黨的建設等領域的重大風險。
歷史不會簡單地重復，但往往有驚人的相似。同樣是處于重大歷史轉折的關頭，同樣是即將迎來偉大勝利的時刻，同樣是在舉世矚目成就面前容易驕傲起來，同樣是面對巨大困難需要進一步艱苦奮斗，同樣是新的征程上面對新的發展機遇和新的風險挑戰，新時代面對新形勢，與時俱進弘揚“兩個務必”，同樣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已走過千山萬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擺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榮、任務更艱巨、挑戰更嚴峻、工作更偉大。”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絕不能有半點驕傲自滿、固步自封，也絕不能有絲毫猶豫不決、徘徊彷徨，必須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勇立潮頭、奮勇搏擊。”
新形勢下弘揚“兩個務必”，要增強憂患意識，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中國共產黨生于憂患、成長于憂患、壯大于憂患，“兩個務必”本質上是中國共產黨人自重自省自警自勵憂患意識的集中體現。這種憂患意識，就是憂黨憂國憂民意識，就是對黨和人民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保持憂患意識的根本目的，歸根結底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今天，我們要牢牢把握我國所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艱苦奮斗，不負重托，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新形勢下弘揚“兩個務必”，要加強學習，提高本領。當今世界發展變化很快，當代中國發展變化也很快，新情況新問題新事物層出不窮。加強學習是認識好、解決好這些問題的唯一途徑，是對不驕不躁的深刻詮釋。同過去相比，我們今天的學習任務不是輕了，而是更重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黨同志一定要善于學習、善于重新學習，要有本領不夠的危機感，以時不我待的精神，一刻不停地提高本領。只有全黨本領不斷提高了，“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才能成真。
新形勢下弘揚“兩個務必”，要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社會是在矛盾運動中前進的，有矛盾就會有斗爭。敢于斗爭善于斗爭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必備品質，是對艱苦奮斗的深刻詮釋。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當前，中華民族正處在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我們黨要團結帶領人民有效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要保持艱苦奮斗的政治本色，始終保持共產黨人敢于和善于斗爭的風骨、氣節、操守、膽魄。要加強斗爭歷練，增強斗爭本領，永葆斗爭精神，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罷艱險又出發”的頑強意志，應對好每一場重大風險挑戰，切實把改革發展穩定各項工作做實做好。
常懷憂患，加強學習，敢于斗爭，這是新時代弘揚“兩個務必”的基本要求。發展是最好的繼承，牢記是為了更好出發。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始終牢記70年前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向全黨特別是高級干部敲響的警鐘，增強憂患意識，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越是勝利在望，越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越是國家繁榮富強，越要努力學習、艱苦奮斗，敢于斗爭、善于斗爭，不松勁、不停歇，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在新時代創造中華民族的新輝煌。
作者：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主任、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