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11日，毛澤東同志視察國營南京無線電廠。

1983年2月，鄧小平同志視察上海市靜安區膠州路農貿市場。

1961年4月，劉少奇同志在湖南農村做調查研究。

1961年5月，周恩來同志帶領工作組在河北邯鄲農村調查。

　　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基本工作方法，也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更沒有決策權。鑒往而知來，溫故而知新。學習老一輩革命家的調查研究方法，對于廣大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響應習近平總書記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號召，深入實際搞好調查研究，把黨和人民事業不斷推向前進，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一、凡擔任領導工作的人，一定都要親身從事社會經濟的實際調查

　　老一輩革命家搞調查研究有一個突出的共同特點，調查研究親力親為，身體力行，親眼看，親耳聽，親手掌握材料，親自分析研究，得出結論。

　　在我們黨內，毛澤東對調查研究的作用和意義認識最早最深刻。他認為，凡擔任領導工作的人，一定都要親身從事社會經濟的實際調查，不能單靠書面報告。無論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都堅持進行親身調查。1930年5月，毛澤東花了10多天時間做尋烏調查，《反對本本主義》就是這次調查的成果之一。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創造性地提出了“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這個著名論斷，并深刻闡釋了調查研究的理論、原則和方法。毛澤東后來講到《反對本本主義》時說，這篇文章的主題就是“做領導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親身的調查研究去解決問題”，“那里提出的問題是作系統的親身出馬的調查，而不是老爺式的調查”。在長期革命和建設實踐中，毛澤東特別強調領導干部親身調查研究。1958年1月，毛澤東主持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其中第25條專門對高級領導干部調查研究作出規定：中央和省、直屬市、自治區兩級黨委的委員，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個月的時間輪流離開辦公室，到下面去做調查研究，開會，到處跑。

　　毛澤東這樣說也帶頭這樣做。黨的八屆九中全會后，為解決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左”的問題，毛澤東親自組織和領導三個調查組，分赴浙江、湖南、廣東的農村社隊，進行深入細致的農村調查，從而對農村人民公社的管理體制、社隊規模、分配制度、公共食堂等多方面的問題有了比較深刻的了解和認識。

　　其他老一輩革命家也是如此。年事已高的朱德，從新中國成立一直到1976年去世，每年都要拿出兩到三個月或者更多的時間，深入廠礦、農村考察。視察回來后，他常常不顧旅途勞頓，親自主持起草調查報告，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和建議。1951年到1966年，他向黨中央提交了108份調研報告，其中98份報告是他親自主持起草的。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對有爭議的問題，鄧小平堅持親身到實踐中去調查了解清楚情況，然后再下結論、作決斷。經濟特區創辦后備受爭議，鄧小平說：我要來看一看。1984年初，他先來到深圳，深入商業區、工廠、蛇口工業區、漁民村等了解情況。離開深圳后，他寫下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隨后，再經過對珠海和廈門經濟特區的調研，他明確提出：“我們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以自己親自調研的所見所聞和深入思考，作出給予經濟特區充分肯定的結論，推動進一步搞好經濟特區，擴大對外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黨面臨的形勢和任務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但調查研究的作用和要求沒有變。在黨的十九屆一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要求中央委員會的每一位同志，搞調查研究要撲下身子、沉到一線，邁開步子、走出院子，到車間碼頭，到田間地頭，到市場社區，親自察看、親身體驗。

　　二、要眼睛向下，有甘當小學生的精神

　　不做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做正確的調查，必須要有正確的態度，誠心誠意拜人民為師，真正聯系群眾，和群眾做朋友，從而調查出真情況來。這一點，是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開展調查研究時反復強調的。

　　毛澤東對不做調查、不同群眾商量作決策深惡痛絕，他稱這樣關在房子里作決策是“害死人的主觀主義的所謂政策”。他說，我們搞調查研究，如果“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甘當小學生，是毛澤東進行調查研究的切身體會。1941年3月，他在《農村調查》序言中回顧之前的幾次調查研究，說自己在湖南五縣調查和井岡山兩縣調查，找的是各縣中級負責干部；在尋烏調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級干部，一部分下級干部，一個窮秀才，一個破產了的商會會長，一個在知縣衙門管錢糧的已經失了業的小官吏；在興國調查和長岡、才溪兩鄉調查，找的是鄉級工作同志和普通農民。“這些干部、農民、秀才、獄吏、商人和錢糧師爺，就是我的可敬愛的先生，我給他們當學生是必須恭謹勤勞和采取同志態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盡。”毛澤東還總結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1941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黨內興起了調查研究的良好風氣。

　　對于拜人民為師的重要性，劉少奇也深有體會。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他到湖南省寧鄉縣和長沙縣調查研究。下去前，他就對中南局和湖南省委負責人說，要采取過去老蘇區辦法，直接到老鄉家，睡門板，鋪禾草，既不擾民，又可以深入群眾。人要少，一切輕裝簡從，一定要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出現。劉少奇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在一次座談會上，他摘下青呢帽，露出滿頭銀發，誠懇地說：“我是向大家求教的。這次中央辦了錯事，我們對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但是改正錯誤要了解真實情況，希望大家幫助我，向我提供真實情況。”這讓在場的干部群眾十分感動，開始真實地反映情況。劉少奇還來到生產隊，和社員們進行面對面的交流。他發現困難的嚴重程度已遠遠超出原先的估計，造成困難的原因主要是政策錯誤，得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結論，并客觀地向黨中央和毛澤東作了匯報。

　　老一輩革命家深入群眾調查研究的經驗和方法告訴我們：領導干部只有深入群眾，真心對待群眾，與群眾打成一片，才能聽到實話、察到實情，才能切實把群眾關注的熱點問題了解清、分析透、解決好。因此，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搞調查研究身入更要心入，對群眾動真情，把群眾當親人，和群眾 “坐一條板凳”，傾聽群眾呼聲，既要聽群眾的順耳話，也要聽群眾的逆耳言，使各項決策和各方面工作符合實際情況、符合客觀規律、符合人民意愿。

　　三、為了解決問題而調查，不是為調查而調查

　　問題是時代的聲音，每個時代總有屬于它的問題。我們黨干革命、搞建設、抓改革，從來都是為了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堅持問題導向，通過調查研究弄清問題性質、找準癥結所在，進而有的放矢、解決問題，是老一輩革命家開展調查研究的重要方法。

　　劉少奇特別強調做調查研究要有明確的目的。他說：為什么要做調查研究呢？是為了解決問題而調查，不是為調查而調查。那末，首先腦子里面要有問題才能調查。你腦子里面連一個問題也沒有，就去搞調查，那就會搞得沒有個邊。上世紀60年代初，我國國民經濟遭遇嚴重困難，正確認識客觀實際，對國民經濟作出調整，成為緊迫任務。為此，毛澤東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這次調查研究目的很清楚，就是為了了解清楚實際情況，找到應對嚴峻形勢的辦法，毛澤東為此提出：要做到“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云等中央領導同志都紛紛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花了大量時間，深入工廠農村搞調研。由于目的明確，調研充分，情況摸得準，我們黨及時調整了政策措施，為解決嚴重的經濟困難問題，發揮了重大作用。

　　在設計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藍圖過程中，鄧小平也是帶著問題不斷進行實地調研。比如，黨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實現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在1980年的基礎上翻兩番，使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翻兩番”靠不靠得住？“小康水平”是什么樣子？帶著這樣的思考，鄧小平1983年2月專程前往經濟發展較快的蘇浙滬地區，進行了3個星期的調查研究。在蘇州，江蘇省負責同志向他詳細匯報了全省及蘇州工農業生產情況，表示像蘇州這樣的地方，準備提前5年實現“翻兩番”。當鄧小平問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800美元后的社會面貌時，江蘇省負責同志具體匯報了6條：人民的吃穿用問題解決了，住房問題解決了，就業問題解決了，人不再外流了，中小學教育普及了，人們的精神面貌變化了。和江蘇一樣，浙江、上海等地也是欣欣向榮的景象，這堅定了鄧小平對“翻兩番”、實現小康目標的信心。回到北京后，他約請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介紹這次調查的情況，高興地說：“看來，四個現代化希望很大”。

　　當前，我國正處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堅期、深水區，需要解決的問題更加復雜繁重，這就愈加需要領導干部在調研時堅持問題導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搞清楚，把問題弄明白，從而“對癥下藥”、科學決策。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調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決問題。他要求領導干部搞調研，要有明確的目的，帶著問題下去，盡力掌握調研活動的主動權。要力求準確、全面、深透地了解情況，避免出現“被調研”現象，防止調查研究走過場。

　　四、選好調查的典型，深入解剖麻雀

　　“解剖麻雀”是毛澤東對典型調查方法的形象比喻。他指出：“要從個別問題深入，深入解剖一個麻雀，了解一處地方或一個問題”，“往后調查別處地方或別個問題，你就容易找到門路。”

　　解剖一個麻雀，首先要選好麻雀，也就是要選好調查研究的典型。怎樣找調查的典型呢？毛澤東說：“調查的典型可以分為三種：一、先進的，二、中間的，三、落后的。如果能依據這種分類，每類調查兩三個，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他還說：“在一切活動中找出幾個令人滿意的和令人不滿意的典型例子，經過深入研究，總結經驗，得出具體結論”。

　　毛澤東所做的很多調查，都是“解剖麻雀”的范本。《中國佃農生活舉例》是毛澤東留下的最早一篇比較完整的調查報告，采用的就是解剖典型的方法。在這次調查中，他詳實地了解了壯年佃農張連初的生產生活情況，特別是包括“田收”、喂豬、工食省余等在內的“收入之部”，包括食糧、豬油、燈油、茶葉等在內的“支出之部”。毛澤東分析指出，這戶佃農如果沒有天災人禍，“收支相抵，不足一十九元六角四分五厘五”；“事實上佃農不能個個這樣終年無一天休息地做苦工，稍一躲懶，虧折跟來了。”他指出，中國之佃農比牛還苦，因牛每年尚有休息，人則全無，這就是中國佃農比世界上無論何國之佃農為苦，而許多佃農被擠離開土地變為兵匪游民之真正原因。這份調查報告通過一個典型案例，大致上反映了當時中國佃農的苦難狀況，后來被作為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教材。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對中國廣大農村有深刻的認識，是同他善于把握典型，運用由點及面的調查方法分不開的。

　　在毛澤東的帶動下，老一輩革命家作出了許多蹲點調查“解剖麻雀”的典范。1961年4—5月間，劉少奇在湖南寧鄉、長沙等地農村蹲點調查44天，其中33天吃住在農村生產隊，先后召開了20多次座談會，走訪了11個生產隊，對6個生產隊作了詳細解剖，從中獲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為迅速調整農村政策提供了直接依據。陳云到家鄉青浦小蒸的蹲點調研，也是剖析典型的范例。陳云后來回憶起1961年這次蹲點調查說：“一九六一年我在小蒸——我的家鄉做調查研究工作，蹲了半個月。調查中發現，公家養豬的地方臟得一塌糊涂，小豬、大豬、病豬、好豬都吃一樣的東西。我看到農民家里養的豬，干干凈凈，還捉泥鰍喂豬吃。所以，當時我主張把豬分給農民私養，包括大部分母豬。回到北京以后，我向書記處寫了一個報告。那次我花了半個月，調查一個小蒸，一個鄉就是了。”

　　現在，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和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新的先進調研手段不斷加入到我們的工作中，但深入系統的蹲點調研，仍是各級領導干部無法替代的基本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蹲點調研、“解剖麻雀”是過去常用的一種調研方式，在信息化時代依然是管用的。

　　五、開調查會，是了解情況最簡單易行又可靠的方法

　　根據不同的調查內容，召開不同形式、不同規模、不同時間的調查座談會也是老一輩革命家經常采用的一種調查研究方法，這種方法簡單易行，廣泛可靠。

　　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中，用較大篇幅專門講開調查會的調研方法。他認為開調查會，是了解情況最簡單易行又最可靠的方法。“那種不開調查會，不作討論式的調查，只憑一個人講他的經驗的方法，是容易犯錯誤的。那種只隨便問一下子，不提出中心問題在會議席上經過辯論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確的結論的。”他介紹了自己獨創的調研方法，包括調查會到些什么人、調查會人多好還是人少好、要定調查綱目、要親身出馬、要深入、要自己做記錄等。朱德在指揮打仗時，把調查座談會開到了前線。1947年10月，為了確保石家莊戰役的勝利，朱德深入前線，專門到炮兵旅駐地實地考察，召集部分連隊指戰員座談如何打陣地攻堅戰，如何打碉堡、暗堡，如何實施迫近作業和坑道爆破，如何開展巷戰等。石家莊剛剛解放，他又召集參加攻打石家莊的50多位指戰員，開了3天座談會，每次都是多則八九個人，少則五六個人。朱德親自口問手記，同大家切磋研討，總結攻堅戰斗的具體經驗。

　　鄧小平同樣重視開座談會的方法，1977年他剛剛重新回到中央領導崗位，即在北京主持召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收集全國有關科技教育專家談對科技和教育工作的意見。鄧小平會前親自擬定了參會人員名單。從8月4日至8日，座談會一開就是5天。會上，鄧小平請大家暢所欲言提意見。他認真聽后說：“通過這次座談會，我了解了一些情況，也開始了解了當前應該首先解決的一些問題。”座談會最后一天，他提出了關于科學和教育工作的重要意見，指出，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四個現代化要從科技教育著手，并作出了1977年當年恢復高考的重大決策。

　　六、調查研究要系統全面，集思廣益，多注意聽反面的意見

　　毛澤東曾指出：“認識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馬克思、恩格斯努力終生，作了許多調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學的共產主義。”他多次強調：像我們這樣一個大政黨，對于國內和國際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任何一方面都要研究，都要做系統的由歷史到現狀的調查研究。

　　在黨的八大召開前，為了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對新中國成立7年來發生的新變化、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進行了一次比較集中、系統全面的調查研究。為做好八大的準備工作，劉少奇從1955年12月7日至1956年3月9日，先后約請37個部門主要負責人匯報座談。在此期間，他除了參加外事活動和出席中央有關會議外，大部分時間都在開座談會，詳細詢問和了解工業、農業、商業、交通、財政、金融、文化、體育、衛生和國民經濟計劃等各方面的情況，記下了幾萬字的筆記，并對各部門工作提出了指導性意見。毛澤東得知劉少奇的調查后，給予高度肯定，也產生了極大興趣。從2月14日至4月11日，他歷時2個月，按照重工業、輕工業、交通郵電、農林水利、財貿金融這個順序，先后聽取34個部門的工作匯報。從4月18日起，又用了6天時間，專門聽取國家計委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匯報。同時，要求各地方認真細致地匯報工業、運輸、財貿等方面的情況。以這次調查研究為基礎，毛澤東寫出了《論十大關系》，初步形成了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建設的新方針。

　　領導者即決策者，要求每個領導對每件事情都精通是不現實的，特別是一些專業性、技術性很強的問題。這就需要領導者在工作中廣泛聽取意見，包括反面意見。老一輩革命家注意在調查研究中，找有各種不同看法的人交換意見，作為一種調查研究的重要方法。

　　在延安整風中，為了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解決文藝方針問題，毛澤東約請蕭軍、歐陽山、舒群、艾青、劉白羽、丁玲等著名作家個別談話，有的談了多次。他還請他們幫助搜集文藝界的情況，包括搜集各種不同意見。在此基礎上，毛澤東親自參加座談會，虛心聽取每位文藝家的發言，坦誠地和大家交換意見，才形成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篇綱領性文獻。

　　在這一點上，周恩來做得也非常出色。他說，一個人的認識總是有限的，要敢于聽取不同意見，敢于和不同意見的人討論問題。他注意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集中大家的正確主張，汲取眾人的知識、智慧，作出符合客觀實際的決定，不盲目拍板。在三峽及葛洲壩工程決策中，存在“兩派之爭”。周恩來說過，爭論是必要的，不爭論哪會有這樣多的材料回答各方面提出的問題；爭論只要不妨礙工作， 有利于工作，就應當提倡、鼓勵；在今后的工作中，還允許有反對意見。三峽是千年大計，對問題只談一面，很容易走到片面。為把三峽搞得更好，還是可以爭論的，因為這樣才能有利于工作。他多次強調，敢提意見就好，總得有對立面，沒有對立面危險得很。每次開工程研討會，周恩來都讓工作人員通知有不同意見的同志參加，在會上還特意請他談看法，會后又讓他把意見寫成書面材料附在報告后面一并送毛澤東參閱。

　　陳云也非常重視聽取不同意見，他認為這樣能得到更全面的認識，能作出更正確的決策，少走彎路，少犯錯誤。他說：“在干部中間多注意聽反面的意見，這是調查研究的一種重要方法。凡是提出一種意見的人，他總是看到了一點東西。即使是錯誤的意見也不要怕，有錯誤的意見，可能使正確的意見更加正確。”在討論問題的時候，陳云即使有了自己的意見，也往往不急于表達，而是引導下級和群眾先講出各自的意見，特別是有意識地引導他們來反駁、批評自己腦子里頭已經形成的意見。他還把自己的心得概括為“交換、比較、反復”的六字箴言，在黨內廣為流傳。

　　其事雖行于一時，其法足以傳后。除了以上帶有普遍性、原則性的方法，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對準備調查綱目、收集調查材料、做好會議記錄、撰寫調查報告等具體工作，也總結提出了很多方法和技巧，這些都是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毛澤東曾說：“一萬年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工作。”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征程中，我們要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一定要用好調查研究這個傳家寶，學好調查研究的方法和技巧，掌握新情況，研究新問題，思考新思路，確定新舉措，創造屬于新時代的光輝業績，朝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奮勇前進。

　　作者：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三研究部主任、編審